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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一段與四千年前制鹽業的時空對話

                開啟一段與四千年前制鹽業的時空對話

                重慶東北部忠縣,長江自西向東穿境而過。自20世紀80年代末,位于該縣 井鎮佑溪村的中壩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重新發現以來,對其進行的發掘與研究,備受考古學界關注。近日,一部全方位反映該遺址考古發現的報告《忠縣中壩》,由科學出版社首次出版。

                多次發掘,史前遺址初現真容

                “文化層堆積足有10米之厚,遺物堆積之豐富,在國內外考古遺址中都屬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光冀還記得,1994年春,他所在的三峽文物保護規劃組到三峽工程庫區考察時,中壩遺址斷崖剖面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中壩遺址位于忠縣正北6千米處[~符號~]井河谷的中游,兩岸文化堆積總面積近5萬平方米。在河水沖刷下,主體部分存有7千平方米。

                “中壩遺址20世紀50年代進入人們視野,但長期以來未受到足夠重視。1987年,在四川省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被重新發現,由于分布面積大、文化層堆積厚、河灘散落陶器豐富,引起了學界高度關注。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試采掘,被定性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遺址。1994年,北京大學考古系三峽考古隊負責忠縣地下文物的調查發掘和保護規劃的論證,多次前往中壩遺址調查。在《長江三峽工程淹沒及遷建區文物保護規劃報告》確定的1087處文物點中,中壩遺址被列為搶救發掘的重點遺址之一,屬庫區48處A級項目中的一個。”徐光冀回溯。

                后來的發掘成果證實,對中壩的重視,沒有辜負學界的眾望。

                1997—2002年,連續6年進行發掘,共計發現灰坑、灶址、作坊、墓葬等各類遺跡數千處,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銅器、鐵器、瓷器等標本20余萬件。

                “在完成1997年的發掘任務時,剛開始一切都很順利,漢以后的地層堆積情況與其他遺址差別不大。但是,一旦進入漢代地層,考驗就接踵而至。首先,在西南部發現龍窯,發掘驟然降速。然后在東部發現大量‘柱洞’,排列散亂無章,一周時間也搞不清楚分布規律,我們決定如實記錄后向下清理。最后,在中部與西北部的漢代地層下,發現了形狀不規則、厚3~20厘米的長方形‘硬面’,看起來像房屋遺址,但開間、墻體、基槽等房址要素又不全或者不明。”負責遺址發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所所長孫智彬告訴記者。

                這是一處什么遺址?孫智彬心里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提示答案的是房址附近發現的“灰坑”。在1999年度的發掘中,考古隊發現了大量內壁留有灰白色鈣化層的遺跡,鈣化層厚0.3~1厘米,遺跡內留有花邊圜底罐、尖底盞等器物,但絕對不見人骨架出土。

                當時學界對上述遺跡的判斷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可能與制陶有關,另一種認為與制鹽有關。

                由于中壩遺址的發現非常重要,因此獲評199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多學科結合,鹽業生產遺址性質方才確定

                2000年元旦前夕,時任三峽工程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組組長的考古學家俞偉超,在考查中壩遺址時,曾說過這樣的話:誰能搞清楚遺址的性質,可以評院士。他還建議要進一步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

                孫智彬的團隊想以對比的形式,將中壩的發現與鹽業生產遺址的發現相互校驗,以驗證遺址性質,卻發現沒有可以比照的資料——在中壩遺址發掘之前,國內還沒有開展過鹽業考古。

                “當時我們能夠看到的與鹽業生產有關的歷史遺物,只有漢磚上的鹽業生產場景。”孫智彬說。

                為了弄清遺址性質,孫智彬的團隊一方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合作發掘;另一方面,在遺址內采集土樣、圜底罐標本,送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進行檢測,與此同時,還在四川自貢現代制鹽作坊采集相關樣本,提供對比數據。

                “有三類證據,可以證明中壩遺址與鹽業生產有關。第一類證據來自土壤殘留物。對中壩采集的土壤樣本進行X射線熒光分析,發現土壤樣本中所含的鈣、鎂含量特別高。第二類證據來自制鹽陶器。通過對中壩遺址東周時期圜底罐進行X射線衍射分析,發現陶罐底部殘留的鈣化物成分,與自貢古代制鹽作坊煮鹽平底鍋內的殘留物相同。第三類證據來自陶器內壁的殘留物。掃描電子顯微鏡檢測分析表明,中壩遺址出土的圜底罐內壁殘留Na和Cl的濃度很高,濃度從內到外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梯度變化。”參與中壩遺址考古發掘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水城對記者說。

                至此,中壩遺址的性質這一難題,終于有了答案。

                多學科合作的研究證明,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制鹽業已成為中壩重要的產業活動。

                而研究制鹽,于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有何作用?

                有學者認為,夏商時期都邑的選擇,既是出于軍事防御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控制特殊資源,尤其是鹽。從西周到東周,鹽的流動牽涉到權力與資源的再分配。結合《周禮》和《左傳》記載,可發現,鹽在周代除了食用和祭祀之外,也有昭示權力、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功能。戰國時期,鹽作為國家重要資源,不僅用來增強“國力”,甚至可以利用起來操控周邊少鹽的“國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春秋時期,齊國因有魚鹽之利而率先稱霸東方,就是明證。

                “由于鹽業貿易的需要,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增多,對社會的復雜化和中華乃至世界各地文明的演進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李水城認為,應該站在這樣的高度來理解中壩遺址的學術意義。

                作為中國鹽業考古的重要起源地,中壩開啟了國內鹽業遺址考古的序幕。黃河三角洲萊州灣,東南沿海的浙江寧波大榭、溫州洞頭九畝丘等地陸續發現了不同時期的鹽業生產遺址。隨著這些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一門新興的考古學分支學科——鹽業考古得以逐步確立。

                久久為功,渝東和三峽地區歷史文化得以勾畫

                “三峽的文物古跡,上下數萬年,這是在特殊的地理環境和自然風光中形成的一長串歷史遺痕。”孫智彬至今還能回憶起俞偉超與他談話時,流露出來的對三峽文物古跡的敬意。

                而中壩遺址近5000年以降,默默記錄的悠久歷史,也即將在他們手中被喚醒。

                在進行了6年的田野挖掘后,中壩考古于2002年開始進入系統、全面的室內整理階段。檢查、核對標本,清理、分類出土陶器、石器、瓷器、骨器,統計器物的質地、色澤、紋飾、形狀特征,給器物編年、排序、拍照……日復一日的整理工作持續進行了整整3年。而報告的撰寫,則耗費了近6年。最終,經過漫長的編輯與審核、校對過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1年正式出版發布了考古報告《忠縣中壩》。

                報告顯示,忠縣考古除了在國內首次證明中壩是一處井鹽生產遺址之外,還建立了當地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代考古學文化分期斷代的時空框架及標尺,并命名了“中壩文化”“三星堆文化渝東類型”“[~符號~]井溝文化”三種文化類型。

                “中壩文化”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4000年,地面建筑以干欄式建筑為主,出土陶器以夾砂陶為主,當是來源于重慶的玉溪坪文化;“三星堆文化渝東類型”屬夏商時代,距今3800—3000年左右,遺跡以灰坑為主,出土陶器常見于渝東峽江地區的占62%,屬三星堆典型器物的占35%,還有3%常見于鄂西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時期的遺存與中原二里頭文化,說明本遺址以當地土著文化為主,又包含了較多三星堆文化因素和少量中原、鄂西地區同時代文化因素;“[~符號~]井溝文化”屬兩周時期,發現了近300座作坊遺址,典型器物為花邊圜底罐,仍是以當地文化為主,孫智彬一一為記者解析。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巴蜀之地,在秦置巴、蜀兩郡,于西漢逐步融入漢文化圈之前的文明特征,在這里終于有了一個清晰的勾畫。”徐光冀感嘆。

                而西漢中期以后,巴蜀之地基本納入漢文化范疇,這些在中壩遺址多達79層的文化堆積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遺址與遺跡的歷時性表明,中壩遺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漢、兩晉南朝、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都有人在此生產生活,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沒有大的缺環。因此,它是重慶渝東地區近5000年歷史的縮影,是一部埋藏于地底的無字史書。”孫智彬說。

                從1997年初次發掘到2011年初步完成考古報告,十幾年都在做同一件事,如何耐得住寂寞?

                “考古發掘歸納起來,就是探方四壁和底部5個面形成的三維空間里,不停地進行重復勞作。對于一般人而言確實機械,但考古人樂在其中。因為腳踏探方上下,仿佛就跨越了時空的長河,開啟了古今的對話。如果《忠縣中壩》能夠為未來學界進一步做好研究提供扎實的基礎資料,也算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默默耕耘,有了一些回報。”孫智彬說。

                編輯: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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